压力下同事们鼎力相挺 全单位得福报

我是一名中专（中等专业学校）老师，一周只有两次课。 以前我的工作态度是糊弄事，几乎不写教案、不备课，上课只拿一本教科书。 中专一次课是九十分钟，我用半个小时左右就讲完了，剩下的时间让学生自习，我就在教室里来回踱步、打发时间。

只要有一个班级下课了，我这边也迫不及待下课，但是离真正下课的时间还差半个多小时。 然后我就直奔食堂，恐怕去晚了吃不到喜欢的菜。 我就这样一周周、一月月、一年年地混过去了。

按照我们副校长的说法，这里的学生都是不爱学习、没有什么理想的，年龄又小，走向社会家长不放心，就来这类学校了。 一个目的是混个毕业证，再一个托付保管，打发时间。 由于不用考虑升学率，老师讲课就没有压力，在这种环境中，负责任的老师很少，多数是得过且过。 上班晚来早走，对我来说是常事。

改做尽职老师
我是早产儿，从小体弱多病，一九九四年上半年，几位同事突然离世，让我一度陷入迷茫。 人生真无常啊！ 这人昨天还在上班，今天就没了，永远消失了；谁哪天会怎样，谁能活多长时间？ 人究竟为什么活着？ 怎样活着才有意义？ 混日子的我陷入苦苦思索。

幸运的是，同年十月份，同事介绍我法轮大法，我听完了李洪志师父的十六盘讲法录音，师父告诫学员，在社会上、家庭中、单位里都要遵循真、善、忍原则做好人 。 师父的每句话都说到了我的心里。

仅仅两天后，我的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亲身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功效。
从此，我按时上下班，认真备课、写教案；讲课时都补充一些课外内容，使学生拓宽视野，增强理解能力，学生们互相说：某老师讲课讲得真好；在个人利益上也不 斤斤计较了。
学校教务科让我当班主任，我答应了，如果没学大法，我是不会答应的，因为做班主任很累、很辛苦。 中专生难管理，他们的心思不在学习上，什么早恋、打架、拉帮结伙，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打群架，甚至还夜不归宿。
担任班主任后，我首先想到的是，我得负责任，要多付出些精力，对得起学生、家长、学校。 我家就在学校附近，我每天早来晚走，早晨，校通勤车还没到学校，我已经到班级或者到学生寝室了；下午，老师都下班了，通勤车已经走了，我还去学生 那里，晚自习时也和学生在一起。
我关注着班级的整体状况和每个学生的状态，把他们当朋友一样看待、沟通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，并且让品行好的学生做班级干部。 一段时间下来，班级学生的表现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大家愿意学习了；再也看不到打架的了；早恋的也收敛了；不愿意学习、找借口请假的少了；愿意和我说 心里话的多了。
更称奇的是，无论是早自习课或晚自习课，我不用在班级，一堂课下来，没有一个说话或打混摸鱼的，整个教室安安静静。 这种情况在这个学校是从来没有过的，别的班上自习课时，说话的、前后座串的、满地跑的、嬉闹的，甚至有时打架都打到教室外边去了。
当班主任老师难免会遇到学生或家长送礼的事，我都婉言谢绝。 有一次，一个家长开着车来送礼，车上装了很多东西都是给我的。 我真诚地对家长说：我是炼法轮功的，大法师父教我做好人、与人为善，我不能收你这个礼，我对你家孩子一定会好。 几次推让，最后家长高兴地把东西拉走了。
善行传真相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，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，铺天盖地的谣言惑众遍布全国各个角落，各个单位下达文件迫使所有的人都得表态。 我和丈夫（也修炼法轮功）在单位是领导和同事们公认的好人，在这种环境下谁也没有昧着良心另眼看待我们，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我们。
我和丈夫在单位是领导和同事们公认的好人，在这种环境下，同事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我们。
有一天下午，全体教职员工都到会议室开会，说是传达文件，我不去听。 直觉告诉我，一定是传达诬蔑法轮功的东西，和电视宣传一样，全是造谣诬陷。 同事劝我还是去吧，我想：去也行，听听文件是咋造谣的。
会议在校长开场白后就由副校长念文件，他机械地念着，内容是诬蔑大法和师父，把师父的原话加字或删字，或者胡编一句就说是师父说的，完全改变了 师父的原话和意思，如果没有看过大法书的就会被蒙蔽、受骗。
因为我每天读大法书，哪句话师父咋说的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所以副校长一旦念到加字或落字用以歪曲时，我就立即打断，严肃纠正，然后把师父的原 话背一遍。 大家就哄堂大笑。 接着他再念，我再纠正，再哄堂大笑，这样反覆多次。 最后副校长张口结舌，脸憋得通红，文件还没念完就草草结束了。
校长：你们是大好人
中共迫害法轮功，搞株连，如果哪个单位有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，那么领导或被降职、或被处分，单位的各项评估也受影响。
我于一九九九年十月份进京上访被绑架，后被拉回当地看守所迫害，市委书记被上级施压，亲自下令开除我们这批进京的法轮功学员的公职。 我们学校校长和同事们不但不责怪我，反而为我担心，校长和办公室主任还亲自到看守所看我，看着我憔悴的面容，他们眼泪汪汪，关切地问我吃的是什么？ 挨打了吗？
在这期间，我因一直不配合公安局让写「保证书」的无理要求而被长期关押，被关押近半年时我绝食绝水，五天后闯出了看守所。 单位同事们都陆陆续续来看望我，校长握着我的手由衷地说：「咱们单位如果你们俩口子是坏人，那就没有好人了！」
二零零二年五月份以后，我和丈夫被迫流离失所。 单位里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校工，他每个月都把我丈夫的工资给开出来（那时还没用工资卡）送到我妹妹那里，然后由我妹妹转交给我们。
后来，我被通缉，公安局、安全局的人到我们学校去调查，企图罗列所谓的罪状，或者让学校的人提供线索以方便抓到我。 全校从校长到老师都为我说好话，说我人好、课讲得好、多才多艺。 市公安局的人还打电话要校长把我丈夫开除，校长指责说：「你们有没有良心啊！他家两个孩子，你们已经逼迫我们开除一个了，还要开除这个，你们还让不让 人活？！」
全单位得福报
二零零七年，我又被绑架、构陷判刑，有的同事还到八百里外的监狱看望我，给我存钱，他们看到我时都哭了。
当我冤狱期满回来时，以校长为主的同事们为我接风，请我吃饭；我女儿结婚时，同事们都到场祝贺。 几乎是全单位的人都在同情、关心着我和丈夫，他们能在这关键时刻支持良善、尽自己的能力抵制对无辜法轮功学员的迫害，他们都得到了福报。
我们单位是招收初中毕业生的小中专，也是实施成人中专教育的学校，那些年全市这类的中专几乎都黄了，唯独我们学校不但没黄，还晋升了，和市里的 一个大专院校等几个有名的学校合并为一个正规的、大型的国家级中等专业学院。
单位的级别则由原来的副处级升为正处级；全体老师由原来的最高职称只能升到副教授到能升到正教授；我们的校长升为副院长；其他同事们也都升官了 ，就连那两个收拾办公室的工人都在新的单位提升为科室的科长。
几乎是全单位的人都在同情、关心着我和丈夫，他们能在这关键时刻支持良善、尽自己的能力抵制对无辜法轮功学员的迫害，他们都得到了福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