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内卷”不仅仅指竞争激烈。任教于牛津大学人类学系的项飙警告：“内卷也表达了一种对于竞争了半天却一无所得的感受。即使你知道到头来不会得到什么，却毫无选择，只能去竞争，而在这么多竞争之后，人们连最基本的期待都不可得。”

据BBC报导，27岁的孙珂来自中国东部的小城，家境优渥。毕业后，他想凭自己的努力买房买车，过上富裕的生活。凭借父母的资助和自己存下的一点钱，2018年底，他和朋友在上海一座大学附近开了一家销售串串的食品店，两人共投资65万元人民币。

很快他就意识到，市场的饱和与竞争的激烈超出他的预期，想要赚钱已经不像父母一辈人那么容易。大品牌和外卖平台几乎掌握了行业规则，他的小店进入市场已经太晚。

为了竞争在外卖平台的排名，提高曝光度，他们只能尽量压低商品价格。标价50元人民币的一单订单，减去各种活动折扣后，顾客可能只需要付25元，而商家还要支付活动折扣价格、外卖配送价格以及平台服务费。

“所有新商家为了活下来都在倒贴钱做生意，一个新店要做成功真的就像登天一样难。”哪怕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，凌晨三四点回家，他的生意仍然没有起色。

2020年，面对亏损100多万的现实，他们最终选择关掉这间店。在他看来，自己的经历与许多同龄人在不同领域面临的困境一样，是“社会内卷化”的一种表现。

“大家考虑的不是怎么真正去提高质量，而是相互消耗，真的像噩梦一样”，他说。“结果就是大家都是输家”。

中国社会内卷化，当然是经济环境下行引发的现象。三年极端防疫政策使经济活动窒息，但忽然放开封控也没有出现持续的强力反弹。从总体经济层面来看，拉动经济成长的三驾马车：“出口、投资、消费”都熄火。

在出口方面，与美国间的贸易战争从2018年开始，持续至今已经五年，关税扩大到几乎所有输美商品。美国自中国的商品进口比例从将近四分之一下降至2022年的16％，特别是在家具、皮革、纺织品、电脑与电子产品进口等项目，中国商品的占比皆大幅下降。

外国投资同样受到美中关系恶化的影响。近期中共加强施压外资企业，突击搜查美思明智、贝恩咨询、凯盛融英等咨询公司，再加上修订反间谍法，适用范围扩大到外资的日常企业活动，已使外国企业投资中国的意愿大为降低。2022年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只有1800亿美元，年减48%，也是自2017年以来新低。美国智库荣鼎集团（Rhodium Group）合伙人汉纳曼（Thilo Hanemann）表示，新投资进入中国已在放缓，“我不认为他们会回来。”

其他投资项同样不乐观。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表示，包括基础建设投资、国营企业固定投资，以及房地产投资等领域都已饱和，无法继续提供经济成长动能。

在消费方面，在当前青年失业率达21%情况下，收入不能保证，使当前中国民众消费都变得保守。根据官方数据，2023年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3.1%，较5月的12.7%增速大幅放缓，且低于路透社调查预估的3.2%。

从经济运作的制度面观之，众所周知，中国大陆是人治社会，没有法治可言。在中国，法律必须臣服政治权力，君不见堂堂一国外交部长秦刚，说消失就消失，连人身自由都无法保障。其他维权、信仰、少数民族人士就更不用说了，中共当局控制的法院系统可以随意扣上“颠覆国家政权罪”，接下来全凭它处置；现在连外资企业都可能因为“间谍罪”被非法抓捕、关押……在这样随时可能“被失踪”的环境，谁能安心经商呢？

再者，中共的经济发展模式有相当一部分靠着“窃取外国知识产权、强迫外企技术转移”，先以庞大市场吸引外企投资，再伺机瓢窃或直接强制外国企业转移核心技术。这样的套路已恶名昭彰，令外企不敢投资。

近日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指出要“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，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，完善市场化重整机制”，试图安抚民营企业。底下网友的评论直接翻车，摘录精彩留言如下：

朝天椒：谁有能力恶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？谁能持续建立市场准入壁垒？谁在阻挠市场化机制的运营？能解答清楚这三个问题，就知道如何解读了。遇到困难需要时候好话说尽，不需要的时候，发文兼各种行动如秋风扫落叶，解读文件没意义，还是要看行动，依法治国不能只要求普通人守法，治国者更要守法。

一觉醒来又赢了：要优化民营经济环境，落实依法治国就可以了。今天一个扶持意见，明天一个打击资本无序扩张的建议。一张A4纸就能180度转弯不带缓冲的。正常人谁玩的起。

走到底：它们是什么人？把路堵死，然后研究如何打通。把人隔离，然后研究如何促进消费。把企业搞黄，然后研究如何解决就业。把投资方吓跑，然后研究如何招商引资。

年轻人的创新想法与企图心是经济繁荣、社会进步的基础。但是在极权社会体制之下，年轻人的创意思考遭到抹杀，有太多创新知识、真实经验、普世价值被404封锁，学生们只能致力于背诵当局划定的各种学习内容，彼此在考场上进行残酷的内部竞争。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内卷。

长期接受僵化洗脑教育的学生们成了“小镇作题家”，长大后即使进入有名的公司，也只能在上级划定的范围内进行生产，这使中国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、最出名的“山寨王国”。

这种举国性的低水平模仿和复制是总体经济层面的内卷，它造成全中国成为一个大型红海市场，多数民营公司只能拚命争取市场占有率，为了一点点利润彼此厮杀。就算有新的技术出现，也会一下子遭到竞争者模仿，不久就失去产品差异，所有人又回到打价格战的老路。

造成中国变成“山寨王国”的另一个原因是，在中共党文化的教育影响下，现在中国人只想一夜致富，一门心思放在捞快钱，不会用沉稳的国民心态去一步一脚印的创新研发，只想在浮躁戾气中大肆偷拿剽窃抄袭，走歪门捷径。

当年日本、韩国经济起飞的30年，创造了许多驰名世界的品牌，made in Japan被视为品质保证。而中国30年的发展，几乎没有发展出一个真正受到信赖的国际品牌。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被用到了山寨产品上，假冒伪劣横行，虽然短时间内能利用别国的技术来赚快钱，但是，却失去了一个鼓励技术创新的平台，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停留在低水平上。

在东莞经商近30年的台商廖金漳对行业的价格挤压特别感慨：“一般台湾人在做生意，竞争对手都是台湾人，我们知道底线在哪里。”“但跟中国大陆人去竞争，会发现他们没有底线。”

过去六七来，廖金漳的生意越来越难做，产品从早年一箱批发价22元人民币，跌到2022年的6块5。停电、封城让生意更是雪上加霜。

打价格战是最普遍的争取市占率模式，这让廖无法认同。他指出，市场可以养活10家厂商，最终会被大陆的商家玩成剩下1~2家，且会因为不断打价格战，导致自身面临高成本、低利润的窘境，市场万一出现一点风吹草动，自己也难以再走下去。

他认为，这种文化绝对是中共养成的。党文化无形之中在教育人们“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”，特别是在人与人之间一见面时，心里想的是“你跟我下跪，还是我跟你下跪”，全社会都在比较高低，“这是一种斗争文化，与自由社会倡导的民主、平等的理念截然不同。”

回顾在上海开店的大陆青年孙珂，也碰到同样的窘境。这种恶性竞争来自共产党的斗争哲学，“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冷酷无情”。受到党文化斗争思想影响的人，不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完全不给他人留余地。最后，在你死我活的商场斗争之下，大家都活不下去。

曾在《浙江青年报》担任经济新闻记者、四川广播电视台任编辑的魏桢凌采访过一批大陆中小企业家，他们说，“经济开放了，那接下来政治体制怎么走？如果不改的话，没有真正自由竞争的环境，企业的发展还是会受到限制。”

确实，从改革开放以后，中共把两个矛盾的制度混和在一起，一方面放开经济发展，号称“市场经济”，另一方面却又紧抓一党专政的权力不放，严控政治空间；政治与经济发展应该在相同概念的社会制度下运作，不可能在政治上共产极权、在经济上资本自由。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，一条腿往前、一条腿往后，这个人只会跌倒，绝对不可能往前迈进。

当前，我们就正在目击这整个极权体系崩塌的过程。三十年来，眼见它起高楼、宴宾客，又眼见它楼塌了；天道好还，暴政必亡，诚哉斯言。